{以下的分析主要是從現實角度作出的反省}
一、 以史為鑑：
古往今來，人類一方面要為生存而奮鬥，同時亦為了尋求一個理想的國度和制度而奮鬥，後者是人類跟一般動物的主要區別；只是在歷史的長河中，人類遺憾地亦造成了很多對人對己的傷害和破壞。我想，人若能預知未來，很多歷史事件應會被改寫呢！例如德國希特拉﹝Hitler﹞或日本裕仁天皇若能早知他們的侵略戰爭定會失敗的話，我相信他們不是放棄侵略，就是見好就收，以留實力發展未來。同理，如果人類能準確預知有一顆巨大的彗星在將來某一日會撞擊地球，甚至會把人類文明毀滅的話，我相信世上各國都盡一切努力來截擊該彗星或改變它的軌道，因為這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這亦是電影「末日救未來」(Deep Impact)的主旨。當然，人類是不能預知未來，我們只能夠探古思今，總結了過往的經驗和知識來繼往開來。
在香港的歷史中，普選政府首長實在是一個創舉，若不是香港回歸中國和基本法的相關規定，香港是很難會有這一個權利和機會的。縱然將來落實的普選制度並不完美，我是十分希望香港在2017年能落實普選特首的，當然，被選出的特首是否能盡如人意或真有能力帶領香港健康地向前發展，又是另一個可能和課題。可惜，對普選的爭論現時已變得情緒化和壁壘分明，各方有心之士可謂如箭在弦，今年自大學生罷課活動後在政總附近聚集過千群眾，跟著令佔中三子亦要因時順勢地提前宣告在金鐘一帶佔中行動，及後發展至佔領金鐘、旺角及銅鑼灣3個據點[1]，事態發展一方面是出乎很多人的意表，亦打亂了佔中3子的原先計劃，至今甚至各佔據點傾向各自為政，時不時發生小規模衝突，已偏離了佔中3子原倡議的所謂「和平與愛」的精神！就典型的公民抗命運動而言，情況亦趨向由不抵抗發展至佔領者與執法人員以及反佔中者的對壘和衝突，若有關當局在近期決定要清場的話，恐怕難以純和平的手法處理呢！當中是充滿了很大的不確定性的，其後續影響可能會超越由「幫港出聲」所預測的癱瘓香港主要幹道及造成巨大的經濟捐失。
二、 理想和現實的張力
理想和現實其實是一個銀圓的2面，理想是人類要突破現實限制的一種回應(reaction)、衝動(urge)、構想(conception)和遠像(vision)。現實是客觀的時、地、人的三元互動的具體(physical)效應和現狀(status quo)。簡言之，人類因為一種先天渴求駕馭以至改變環境的傾向和意識，把現實視為一對手，要運用人為的影響力把它改變成合乎自己心意的狀態，又或是把現實推向一理想的遠像。
人若只知理想而忽視現實，那麼他頂多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家，甚至是個反社會者。人若只知現實而沒有理想，則他便是眼光短淺的庸才。儒家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一個由淺入深和循序漸進的目標導向理念。「創業難，守業亦難」是吳玉章先生﹝一位充滿熱誠和理想的教育家在投身革命幾十年後﹞的人生慧語；我希望把這句慧語送給本港現時的名人志士。今天你若追求民主，你可知孫中山、毛澤東等革命先驅亦追求過民主？今天你若追求民生，他們亦然，今天你追求民權嗎，很多革命先烈都為此而犧牲了性命。若歷史是諸般理念/理想的實驗室和試場，則歷史不是很清晰的告訴我們凡事欲速不達嗎？還有，急進偏激的手段往往適得其反，甚至會造成禍害。
三、 從政治模式略論香港的成敗
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認為所有政體都可善可惡[2]，而民主亦不是最佳的政制典範，其中的原因是民主政體理論上是以相關邦國中大多數民眾的意願為治理的依據，它是為了和由這大多數的民眾集合體來統治，一般都會傾向大多數人民的渴求而輕忽傳統或道德上的理想和法典。相反地，由士族/精英政制{aristocracy：意即精英﹝法統﹞的權力}甚至是君主政制可因為得著明君或專注於該邦國利益的士族領袖而比民主政制有更好和更合理的表現。
簡言之，人類是不能以一無政府制度來營運一個國家，既然國家要有一管治者，他﹝們﹞不是以少管多，就是以多管少。而管治者管治之道不是依據一些傳統或道德法典﹝這是法治之本﹞，就是依他們自己的意志和認知﹝這可稱為人治﹞，當然，現實政體中往往是2者的組合或混合。以香港近代史為例，自1842年割讓英國起，香港的政制基礎乃來自英國的君主立憲制，而主導香港政事的乃英皇制誥 (Hong Kong Letters Patent)。港督是由英國委派，香港市民基本上是無權過問。
於1842-1997年間，香港享有繁榮與自由，不是基於民主體制，反而是多得英國的殖民統治，亦要多得中國大陸在上世紀中葉開始的閉關鎖國和進行各類的革命爭鬥，否則，香港實難漁人得利；若不是中國短時間內把所有的私人產業收歸國有，大量的內地﹝特別是上海﹞工商業專才和資金怎會湧入香港，使到一個不起眼的漁港慢慢變成了今天的國際都會？這正是中國人說的天時地利加上人和，香港好不容易才變成東方之珠。
今天香港這顆明珠已因為人心的怨憤鼓動，以至政府管治變得軟弱和鬆散等原因，優勢已大不如前，若再有不測，就難免倒退，甚至變成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呢。若要找尋香港褪色的原因，不離開政經和人心等因素，而政經和人心的互動離不開社會的公義和保障﹝福利﹞程度。香港以法治聞名於世，回歸後法治運作基本如昔，所以不能以法治變質來推論香港之倒退。較合理的推論，是回歸時第一屆首長和政府領導過份樂觀，對局勢作出誤判，又適逢天災人禍﹝金融風暴、樓市大瀉，禽流感以至非典型肺炎來襲﹞，處理失據，導致民怨甚深，後又遇上美國的金融海嘯和歐美金融體系瀕臨崩潰，如此種種都超出當屆政府的應對能力，終使香港貧富懸殊拉濶，再因官僚積習難興，往住施政無力，其相關措施往往令市民感嘆，使人心再失。
綜合觀之，香港之成敗，不單在於政制，同時亦在乎管治者之能力和質素。事實上，最好的政制亦有機會因為人為錯失或濫用而導致失誤，而有質素和承擔的領袖往往能在不完美的環境中創造太平盛世，使人心歸附，如我國漢唐盛世之例也。當然，政制與管治者之互動，可視為一個銀元的2面，是決一不可的。而治亂興衰，成敗得失，大底可以管治者的使命感和遠景目標作為考核之尺，另外以政制上之授權與制衡為另一準繩度之，若相輔相成，應大有可為，若互相抵觸，則衰亂不遠矣。
四、 佔中運動爭取政制改革的隱憂
儒家推崇中庸之道，即不偏不倚，不過不失，實在是很高尚的哲理；人若不問是非的挑戰和推翻故有的道統，恐怕是禍不是福。例如有人爭取如公民提名的目標，若不考慮成敗得失的機率，又不思公民提名的長遠效用和影響，就算公民提名得到接納，是否就能為把香港締造一個理想和美好的境界？就香港現況而言，若下屆特首真能透過公民提名選出，則各政黨在沒有足夠的準備下便要匆忙應戰，結果不是由較有準備和資源的「建制派」勝出，便是由較激進的民運人士勝出，恐怕這不一定是現時爭取公民提名市民的心願。
我們明白就算如長毛議員的民運鬥士被選出，中央亦不會接納他的。姑且假設他能過中央任命一關，除了每人派錢一萬，搞個皆大歡喜派對，又拿出儲備中至少500億作為全民退保基金…，之後就人民喜歡，政府付款，大致再無其他更具宏旨的施政方案；果真如此，香港真有足夠的實力來支持政府的開支嗎？並能繼續跟周邊城市和地區競爭及平穩發展嗎？屈時若長毛一面倒的支持引入甚麼平等機會法或為泛性別人士權益大開綠燈，則性解放勢力必會大增，而導致傳統家庭之瓦解，正如蘇聯時代於1918年由可倫泰女士﹝Kollontai﹞所倡導的自由性愛運動﹝俗稱一杯水主義﹞，便導致當時蘇聯社會倫常混亂，最終要由政府以高壓手段才能撥亂反正！簡單地說，若佔中攪不好，不但會一事無成，更會帶來對民生、民主和法治的傷害。
五、 改善現有政制之初議
我不反對別人追求理想，但請各位民運先鋒切記香港是實行一國兩制的事實，更不要盲目地只顧追求理想而忘掉現實的限制和規範，因為拆毀容易建立困難。事實上，絕大多數的香港市民都是以香港為家，是無能力在香港一旦被攪垮後移民他往的。所以，若要追求理想政制之落實﹝姑勿論當中的對與錯﹞，較為現實可行的方法離不開三大原則，即：和平、理性和守法。唯有以這3個原則推行的運動或方法，才能被受大多數香港人接受，亦可以在法治的基礎下有據地持續運作，正是「鐵柱也可磨成針」，或說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當然，以和平、理性、守法的原則辦事，進度一般較慢，但亦慢得有理。第一，運動可在一相對和諧的環境中進行，因為無論正反相方，大底都會尊重法治或不想見到香港生亂而彼此包容。第二，中央或是愛惜香港、或是仍希望「利用」香港某些先天優勢的前題下，大概會容忍一個既溫和又守法的民間運動。第三，若大家接受人本身是有著知性、理性和能力上的限制，則一個循序漸進和由淺入深的過程往往能為經歷者帶來新的亮光、理解和調適的能力。物極必反、否極泰來，在歷史的起承轉合中按著時勢以不偏不倚，不過不失的心態和立論處事，往往有出人意表的驚喜；例如在香港97回歸之前後，有人對香港會否遭到大陸清算或秋後算帳甚表擔憂，結果是香港在回歸後仍能跟回歸前不遑多讓，港人的自主自由無可抵賴地都比英治時代為多。若你可以較詩意地觀察這段歷史變遷的話，可能也會同意楊慎《臨江仙》的名句：「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說到底，我們若真有志改善社會或政制，都不是一朝兩日的事，正如演藝界的俗語所說：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要有成就，當然就要知己知彼，明道立德，持之以恆，以至立己立人，無負一生！
作者：黎浩華﹝護家協會會長﹞
2014年11月14日
